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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蘇州行政和工業的版圖新旅程

《大蘇州的工業行政圖景》

  記者從蘇州市委宣傳部獲悉,從9月6日起,全國百強縣排名第二的江蘇省吳江市將正式撤縣,以“吳江區”的身份整體并入蘇州市中心城區。

  隨著吳江市成為歷史,新的“大蘇州”亦同時成形。合并吳江之后,在蘇南三大經濟強市蘇州、無錫、常州之中,蘇州城區面積將由原來的1718平方公里,一躍擴大至2910平方公里,幾乎達到無錫、常州兩市城區面積之和。

  在近年來連續的區域中心城市“坐大化”的潮流下,蘇州成為非直轄市或省會中率先進行大規模區劃調整的城市。接受本報采訪的多位長三角區域經濟專家認為,此次蘇州行政區劃調整,除了行政統籌的功能外,更是在蘇南經濟和城市轉型之下被經濟導向的市場整合。

  大蘇州

  吳江位于江、浙、滬三省份交界,東鄰上海,西瀕太湖,南連浙江,既是一個民營經濟發達的縣級市,也保留了山水田園的江南水鄉風貌。

  行政上代管吳江的蘇州,位于吳江的北部,兩地經過數年的擴張開發,在經濟和生活上已連為一片。不少在蘇州工作的吳江市民每天騎車上下班,而蘇州的多條公交以及規劃中的地鐵線路,也均通至吳江。

  出于統籌規劃的考慮,蘇州曾數度向江蘇省政府提交合并吳江的方案,但此前未獲通過。吳江強大的經濟實力被認為是主要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吳江一直是蘇南鄉鎮經濟最為活躍的地方之一。至今,吳江已經形成電子信息、絲綢紡織、裝備制造、光纜電纜四大主導產業,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新型食品加工四大新興產業。吳江市的震澤鎮有“中國亞麻蠶絲被家紡名鎮”之稱,而民營企業為主導的光纜電纜出口產業也形成了江蘇省省級基地。與此同時,吳江也是臺商聚集地之一,開放型經濟占據近半壁江山。

  數據顯示,2006年末吳江地區總產值為640億元,而到2010年,這一數字已突破1000億元,4年之間增長了56.2%。2011年,吳江地區生產總值繼續增長,達到1192.28億元。

  

       在2011年的全國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百強縣排名中,吳江位居第二,2010年,福布斯中國大陸最佳縣級城市25強中,吳江位列第五,同年的福布斯中國大陸創新城市,排名中吳江排在深圳、上海、北京、蘇州之后,在全國縣級市中城市創新能力位居第一。

  不過,蘇州的表現也不在吳江之下。以經濟總量計算,蘇州2011年經濟總量為10716.99億元,位居中國大陸第六。按2010年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均GDP則達到了10.24萬元,成為全國人均產出最高的城市之一。

  蘇州若合并吳江,強強聯合能否產生“1+1>2”的效應,是此前普遍擔憂的問題。

  事實上,由于產業和地理的相近,蘇州和吳江在發展規劃上已經顯現出日漸重合的趨勢。

  2010年,吳江市下屬的松陵鎮和橫扇鎮合并,成立了一個西鄰太湖的“濱湖新城”。這個新城位于吳江北部,與蘇州的吳中區接壤,規劃打造“濱湖生態樂居名城”。有意思的是,一線之隔的蘇州吳中區也幾乎同時拋出了以現代化商務辦公集聚區為主的“濱湖新城”規劃,且與吳江的“濱湖新城”相連,從地圖上看,二者實則為一個整體。

  根據吳江市的規劃,吳江的濱湖新城將對接蘇州,融入蘇州的濱湖新城。兩個濱湖新城雖然在區位上是不同的,但是從規劃上,從功能定位、交通、市政設施等方面均進行整體考慮。

  今年,蘇州吳中區和吳江市的濱湖新城基礎設施工程集中開工儀式也在東太湖畔聯合舉行。據當地媒體報道,蘇州市有關領導提出這樣的口號:“把濱湖新城建設成21世紀蘇州城市最大的亮點。”由此可見,營造這樣一個濱湖新城不僅僅是吳中區、吳江市的資源,更是大蘇州地區的資源。

  不僅從經濟和規劃上兩市一衣帶水,蘇州實際上早已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就將吳江一并考慮。

  本報了解到,蘇州規劃建設中的蘇州輕軌4號線,將橫穿吳江城北城南,并將把蘇州與吳江緊緊聯系在一起。而隨著滬寧城際高鐵的開通,規劃中的蘇嘉城際鐵路、滬湖城際鐵路,也全部途經吳江。

  江蘇省社科院院長、南京大學長三角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志彪認為,蘇州和吳江重組經濟地理,是按照客觀規律的要求所作的調整,一是可以通過區劃調整降低交易成本和政府管理的相對成本,增強蘇州作為整體的競爭力;二是便于蘇州整體的城市功能轉型和產業升級,加速發展以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為主的現代產業體系;三是可以進一步統籌城鄉發展,完善基礎設施和城鄉生活條件。

  蘇滬新格局

  在長三角區域內,蘇州的“坐大”,對于這一地區的整體轉型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蘇州是國內僅次于上海的最大的制造業城市,在轉型之路的選擇上,上海致力于產業結構的調整,通過將傳統制造業的大規模外移,以實現為金融業、貿易、現代物流和服務業等行業的騰籠換鳥;蘇州則通過產業向高端和精細化的升級,以另一種角度詮釋轉型。

  出口導向為主的制造業一直是蘇州經濟的主體。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蘇州很早就謀劃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主要方向為瞄準高端,以自主創新為支撐率先“卡位”,搶占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制高點,如新能源、新材料、智能電網和物聯網、高端裝備制造等。

  與國家創新型城市建設試點市相匹配,蘇州的新興產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產值占到規模以上工業的38.7%。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年均增長14.3%,2011年達到1.1萬億元。“蘇州通過大投入來集聚和激發科技研發力量,去年研發投入超過250億元,占了GDP的2.45%,全市63%的企業設立研發機構,專利申請量、授權量都居全國地級市第一位。蘇州的科技進步綜合評價得分也居全省首位。”蘇州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盧寧說,蘇州市的全要素生產率已在79%左右,表明科技進步水平已接近發達國家。

  “蘇州的轉型有理有節。”上海社科院上海經濟與區域發展研究室主任陳維這樣評價蘇州轉型的成就,在他看來,基礎雄厚的制造業應是服務業發展的“沃土”,蘇州在制造業升級的同時,也有條件實現服務業跨越發展。

  同時,作為一個文化古城,蘇州對于古城的保護和宜居城市的打造亦是不遺余力。

  今年7月,美國《福布斯》網站登載華盛頓大學商學院教授道格·格思里撰寫的《關于中國的思考》。道格對蘇州認真考察后做出這樣的評價:“蘇州從一個安靜的旅游目的地轉變為一個經濟偶像,是創新發展的絕佳范例。”

  此外,蘇州在工業和服務業經濟之外的另一大特點,就是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蘇州是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也是江蘇省唯一的城鄉一體化發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市。以城鄉規劃、產業布局、公共服務、就業社保等“七個一體化”為抓手,蘇州的城鄉一體化進程明顯加快。

  近年來,蘇州通過鼓勵農民帶股、帶保、帶房進城鎮,加快農民市民化、職業化進程,全市累計有43萬農戶、逾110萬農民實現了居住地轉移和身份轉變。88%的農村工業企業進入工業園,80%的承包耕地實現規模經營,43%的農戶遷入集中居住點。去年,蘇州的城市化率已達70.6%。

  事實上,蘇州只是蘇南經濟重鎮的其中之一。蘇州的轉型,從一定程度上代表著蘇南其他一些城市的方向。

  對此,劉志彪亦表示認同,在蘇南將要列入國家的基本現代化建設示范區的背景下,蘇州作為中國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領頭區域,此次合并吳江的區劃調整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而陳維指出,在“大蘇州”的帶動效應下,上海與蘇州乃至江蘇的經濟競合關系也將出現新的發展。

  上海社會科學院去年發布的長三角城市發展轉型指標排名顯示,綜合轉型增長、民生質量、社會共享、環境改善、創新發展等5項指標,上海和蘇州分列長三角城市的前兩位。

  而這兩座城市,同時也是中國近代最大的兩座制造業之都。“在轉型上,上海更注重于制造業的投資、市場和貿易,而蘇州在制造業的高端轉型上已經走在全國前列,蘇州擴大發展空間之后,與上海的這種互補效應也可能會越來越顯著。”

  城市合并潮

  劉志彪認為,此次蘇州的行政區劃調整,就空間經濟因素來說,有利于重塑蘇南經濟增長極。“從一個學者的角度,我還建議江蘇除了蘇南經濟增長極外,還需要塑造寧鎮揚經濟增長極,以形成江蘇省經濟地理布局上的一個啞鈴形結構,更好地服務于率先基本現代化的戰略,更好地能夠輻射中西部地區和蘇北地區。”

  事實上,中心城市做大以帶動區域經濟增長極,近年來在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多地都有所嘗試。就在去年,安徽省原巢湖市拆分,大部分并入合肥市,合肥借由此舉成為皖北經濟帶的有力支持,同時達到抗衡南京經濟圈的功能。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城市與區域規劃設計所副所長張險峰指出,從整個世界和歐美等發達國家或地區行政區劃的發展趨勢來看,其在很長歷史時期內都相對固定,他們之間很少因為有行政壁壘要破除而合并來合并去,更多的是通過區域合作、競爭的方式來推動發展。

  不過,發達國家的大都市圈或大城市群同時也在全球競爭中顯示出絕對優勢地位。比如美國東海岸大都市區,以及西海岸以洛杉磯、舊金山為代表的大都市區,還有英國的倫敦大都市區、法國的巴黎大都市區、日本的東京大都市區等等,這樣的大都市區,可以調配和利用很多資源,其物資流、信息流、資金流、人才流的流動速度非常頻繁,基礎設施更好,經濟活躍程度更高,文化更多元更豐富,從而擁有更強的國際競爭力。

  陳維分析,由于我國仍處在外延擴張式發展的過程中,各個省區或城市,更多是依賴和尋求支配更多空間資源和經濟資源,例如土地資源及其所附著的各種資源,并在此基礎之上尋求獲得更多發展空間。“土地資源尤其受到中國各地方政府重視。許多地方希望突破行政管轄區域限制,希望通過調整行政區劃,擴大自己可以支配的土地資源。與此同時,還希望通過調整擴大行政區劃,增強自身經濟地位,從而可能爭取到更多的發展資源和政策支持。”

  他直言,從過去十多年的經驗來看,長三角盡管在全國的區域一體化進程中走在前列,但仍難以突破由行政區劃和利益分配造成的行政壁壘,這也是大城市不斷出現以相互抗衡的重要原因。

  但張險峰亦指出,行政區劃調整其實也是雙刃劍。一方面可以擴大經濟和生產力資源,另一方面也相應增加了社會管理責任。“我們在行政區劃調整過程中,不能夸大有利的一面,而淡化社會管理責任的一面。行政區劃調整后,如果過分擴大區劃,過分擴大空間資源、土地資源,自然會增加更多人口,但在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養老、社區服務、外來人口管理等體系上,能否都跟得上?這是需要深入思考認真對待的問題。否則就有可能會出現行政區劃過度擴大,而社會管理卻日益粗放的狀況。因此,區劃調整之后,地方政府須擔當好相應增加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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